诗第十二 - 经典常谈

  汉武帝立乐府,采集代、赵、秦、楚的歌谣和乐谱;教李延年作协律都尉,负责整理那些歌辞和谱子,以备传习唱奏。当时乐府里养着各地的乐工好几百人,大约便是演奏这些乐歌的。歌谣采来以后,他们先审查一下。没有谱子的,便给制谱,有谱子的,也得看看合式不合式,不合式的地方,便给改动一些。这就是“协律”的工作。歌谣的“本辞”合乐时,有的保存原来的样子,有的删节,有的加进些复沓的甚至不相干的章句。“协律”以乐为主,只要合调,歌辞通不通,他们是不大在乎的。他们有时还在歌辞时夹进些泛声:“辞”写大字,“声”写小字。但流传久了,声辞混杂起来,后世便不容易看懂了。这种种乐歌,后来称为“乐府诗”,简称就叫“乐府”。北宋太原郭茂倩收集汉乐府以下历代合乐的和不合乐的歌谣,以及模拟之作,成为一书,题作《乐府诗集》;他所谓《乐府诗》,范围是很广的。就中汉乐府,沈约《宋书·乐志》特称为“古辞。”

  汉乐府的声调和当时称为“雅乐”的三百篇不同,所采取的是新调子。这种新调子有两种:“楚声”和“新声”。屈原的辞可为楚声的代表。汉高祖是楚人,喜欢楚声,楚声比雅乐好听。一般人不用说也是喜欢楚声。楚声便成了风气。武帝时乐府所采的歌谣,楚以外虽然还有代、赵、秦各地的,但声调也许差不很多。那时却又输入了新声;新声出于西域或北狄的军歌。李延年多采取这种调子唱奏歌谣,从此大行,楚声便让压下去了。楚声名调比较雅乐参差得多,新声的更比楚声参差得多。可是楚声里也有整齐的五言,楚调曲里各篇更全然如此,像著名的《白头吟》、《梁甫吟》、《怨歌行》都是的(01)这就是五言诗的源头。

  汉乐府以叙事为主。所叙的社会故事和风俗最多,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部分。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离别之作,格言式的教训,人生的慨叹等等。这些都是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。用一般人所喜欢的调子,歌咏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,自然可以风靡一世。哀帝即位,却以为这些都是不正经的乐歌,他废了乐府,裁了多一半乐工——共四百四十一人,——大概都是唱奏各地乐歌的。当时颇想恢复雅乐,但没有懂得,只好罢了。不过一般人还是爱好那些乐歌。这风气直到汉末不变。东汉时候,这些乐歌已经普遍化,文人仿作的渐多;就中也有仿作整齐的五言的,像班固《咏史》。但这种五言的拟作极少;而班固那一首也未成熟,钟嵘在《诗品·序》里评为“质木无文”,是不错的。直到汉末,一般文体都走向整炼一路,试验这五言体的便多起来,而最高的成就是《文选》所录的《古诗十九首》。

  旧传最早的五言诗,是《古诗十九首》和苏武、李陵诗;说“十九首”里有七首是枚乘作,和苏、李诗都出现于汉武帝时代。但据近来的研究,这十九首古诗实在都是汉末的作品;苏、李诗虽题了苏、李的名字,却不合于他们的事迹,从风格上看,大约也和“十九首”出现在差不多的时候,这十九首古诗并非一人之作,也非一时之作,但都模拟言情的乐府。歌咏的多是相思离别,以及人生无常、当及时行乐的意思;也有对于邪臣当道、贤人放逐、朋友富贵相忘、知音难得等事的 慨叹。这些都算是普遍的题材;但后一类是所谓“失志”之作,自然兼受了《楚辞》的影响。钟嵘评古诗,“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”;因为所咏的几乎是人人心中所要说的,却不是人人口中、笔下所能说的,而能够那样平平说出,曲曲说出,所以是好。“十九首”只像对朋友说家常话,并在不字面上用工夫,而自然达意,委婉尽情,合于所谓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(02)。到唐为止,这是五言诗的标准。

  汉献帝建安年间(西元一九六——二一九),文学极盛,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兄弟是文坛的主持人;而曹植个大诗家。这时乐府声调已多失传,他们却用乐府旧题,改作新记号,曹丕、曹植兄弟尤其努力在五言体上。他们一班人也作独立的五言诗。叙游宴,述恩荣,开后来应酬一派。但只求明白诚恳,还是歌谣本色。就中曹植在曹丕作了皇帝之后,颇受猜忌,忧患的情感,时时流露在他的作品里。诗中有了“我”,所以独成大家。这时候五言作者既多,开始有了工拙的评论:曹丕说刘桢“五言诗之善者,妙绝时人”(03),便是例子。但真正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是魏代的阮籍,他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。

  阮籍是老、庄和屈原的信徒。他生在魏、晋交替的时代,眼见司马氏三代专权,欺负曹家,压迫名士,一肚皮牢骚只得发泄在酒和诗里。他作了《咏怀诗》八十多首,述神话,引史事,叙艳情,托于鸟兽草木之名,主旨不外说富贵不能常保、祸患随时可至,年岁有限,一般人钻在利禄的圈子里,不知放怀远大,真是可可怜之极。他的诗充满了这种悲悯的情感,“忧思独伤心”(04)一句可以表现。这里《楚辞》的影响很大;钟嵘说他“源出于《小雅》”,似乎是皮相之谈。本来五言诗自始就脱不了《楚辞》的影响,不过他尤其如此。他还没有用心琢句;但语既浑括,譬喻又多,旨趣更往往难详。这许是当时的不得已,却因此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。他是这样扩大了诗的范围,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诗。

  晋代诗渐渐排偶化、典故化。就中左思的《咏史》诗郭璞的《游仙诗》,也取法《楚辞》,借古人及神仙抒写自己的怀抱,为后世所宗。郭璞是东晋初的人。跟着就流行了一派玄言诗。孙绰、许询是领袖。他们作诗,只是融化老、庄的文句,抽象说理,所以钟嵘说像“道德论”(05)。这种诗千篇一律,没有“我”;《兰亭集诗》各人所作四言、五言各一首,都是一个味儿,正是好例。但在这种影响下,却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大诗人。陶渊明,浔阳柴桑人,作了几回小官,觉得作官不自由,终于回到田园,躬耕自活。他也是老、庄的信徒,从躬耕里领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。他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。他的躬耕免祸的哲学也许不是新的,可都是他从现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,与口头的玄理不同,所以亲切有味,诗也不妨说理,但须有理趣,他的诗能够作到这一步。他作诗也只求明白诚恳,不排不典;他的诗是散文化的。这违反了当时的趋势,所以《诗品》只将他放在中品里。但他后来确成了千古“隐逸诗人之宗”(06)。

  谢灵运,宋时作到临川太守。他是有政治野心的,可是不得志。他不但是老、庄的信徒,也是佛的信徒。他最爱游山玩水,常常领了一群人到处探奇访胜;他的自然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教他沈溺在山水的清幽里。他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划山水的人;他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。他用排偶、用典故,却能创造新鲜的句子;不过描写有时不免太繁重罢了。他在赏玩山水的时候,也常悟到一些隐遁的、超旷的人生哲理;但写到诗里,不能和那精巧的描写打成一片,像硬装进去似的。这便不如陶渊明的理趣足,但比那些“道德论”自然高妙得多。陶诗都给人怎样赏味田园,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;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。陶是写意,谢是工笔。谢诗从制题到造句,无一不是工笔。他开了后世诗人着意描写的路子;他所以成为大家,一半也在这里。

  齐武帝永明年间(西元四八三——四九三),“声律说”大盛。四声的分别,平仄的性质,双声叠韵的作用,都有人所出,让诗文作家注意。从前只着重句末的韵,这时更着重句中的“和”:“和”就是念起来顺口,听起来顺耳。从此诗文都力求谐调,远于语言。这时的诗,一面讲究用典,一面声讲究声律,不免侧重技巧的毛病。到了梁简文帝,又加新变,专咏艳情,称为“宫体”,诗的境界更狭窄了。这种形式与题材的新变,一直影响到唐初的诗。这时候七言的乐歌渐渐发展。汉、魏文士仿作乐府,已经有七言的,但只零星偶见,后来舞曲里常有七言之作,到了宋代,鲍照有《行路难》十八首,人生的感慨颇多,和舞曲描写声容的不一样,影响唐代的李白、杜甫很大。但是梁以来七言的发展,却还跟着舞曲的路子,不跟着鲍照的路子。这些都是宫体的谐调。

  唐代谐调的发展,成立了律诗绝句,称为近体;不是谐调的诗,称为古体;又成立了古、近体的七言诗。古体的五言诗也变了格调,这些都是划时代的。初唐时候,大体上还继续着南朝的风气,辗转在艳情的圈子里。但是就在这时候,沈佺期宋之问奠定了律诗的体制。朝朝论声律,只就一联两句说;沈、宋却能看出谐调有四种句式。两联四句才是谐调的单位,可以称为周期。这单位后来写成“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”的谱。沈、宋在一首诗里用两个周期,就是重叠一次;这样,声调便谐和富厚,又不致单调。这就是八句的律诗。律有“声律”、“法律”便是这个意思。但沈、宋的成就只在声律上,“法律”上的进展,还等待后来的作家。

  宫体诗渐渐有人觉得腻味了;陈子昂李白等说这种诗颓靡浅薄,没有价值。他们不但否定了当时古体诗的题材,也否定了那些诗的形式。他们的五言古体,模拟阮籍的《咏怀》,但是失败了。一般作家却只大量的仿作七言的乐府歌行,带着多少的排偶与谐调。——当时往往就这种歌行里截取谐调的四句入乐奏唱。——可是李白更撇开了排偶和谐调,作他的七言乐府。李白,蜀人,明皇时作供奉翰林;触犯了杨贵妃,不能得志。他是个放流不羁的人,便辞了职,游山水,喝酒,作诗,他的乐府很多,取材很广,他是籍着乐府旧题来抒写自己生活的。他的生活态度是出世的;他作诗也全任自然。人家称他为“天上谪仙人”(07);这说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诗。他的歌行增进了七言诗的价值;但他的绝句更代表着新制。绝句是五言或七言的四句,大多数是谐调。南经朝民歌中,五言四句的谐调最多,影响了唐人;南朝乐府里也有七言四句的,但不太多,李白和别的诗家纷纷制作,大约因为当时输入的西域乐调宜于这体制,作来可供宫廷及贵人家奏唱,绝句最短小,贵储蓄,忌说尽,李白所作,自然而不觉费力,并且暗示着超远的境界;他给这新体诗立下了一个标准。

  但是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他是河南巩县人。安禄山陷长安,肃宗在灵武即位,他从长安逃到灵武,作了“左拾遗”的官,因为谏救房琯,被放了出去。那时很乱,又是荒年,他辗转流落到成都,依靠故人严武,作到“检校工部员外郎”所以后来称为杜工部。他在蜀中住了很久。严武死后,他避难到湖南,就死在那里。他是儒家的信徒: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是他的素志(08)。又身经乱离,亲见了民间疾苦。他的诗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,发抒自己的感想。唐代以诗取士,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;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宫廷及贵人的玩意儿。李白用来抒写自己的生活,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,诗的领域扩大了,价值也增高了。而杜甫写“民间的实在痛苦,社会的实在问题,国家的实在状况,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”(09),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。

  他不大仿作乐府,可是他描写社会生活正是乐府的精神;他的写实的态度也是从乐府来的。他常在诗里发议论,并且引证经史百家;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的,所以还是诗。他这样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;他这样给诗创造了新语言。古体的七言诗到他手里正式成立;古体的五言诗到他手里变了格调。从此“温柔敦厚”之外,又开了“沈着痛快”一派(10)。五言律诗,王维孟浩然已经不用来写艳情而来写山水;杜甫却更用来表现广大的实在的人生。他的七言律诗,也是如此。他作律诗很用心在组织上。他的五言律诗最多,差不多穷尽了这体制的变化。他的绝句直述胸怀,嫌没有余味;但那些描写片段生活印象,却也不缺少暗示的力量。他也能欣赏自然,晚年所作,颇有清新刻划的句子。他又是个有谐趣的人,他的诗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。但这种滑稽的风味和他的严肃的态度调和得那样恰到好处,一点也不至于减损他和他的诗的身分。

  杜甫的影响直贯到两宋时代,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、间接学他的,没有一个诗人不发扬光大他的。古文家韩愈,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,而又造奇喻,押险韵,铺张描写,像汉赋似的。他的诗逞才使气,不怕说尽,是“沈着痛快”的诗。后来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政治上都升沈一番;他们却继承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,他们开始将这种态度理论化;主张诗要“上以补察时政,下以泄导人情”,“嘲风雪,弄花草”是没有意义的(11)。他们反对雕琢字句,主张诚实自然。他们将自己的诗分为“讽谕”的和“非讽谕”的两类,他们的诗却容易,又能道出人人心中的话,所以雅俗共赏,一时风行,当时最流传的是他们新创的谐调的七言叙事诗,所谓“长庆体”的,还有社会问题的。

  晚唐诗向来推李商隐、杜牧为大家。李一生辗转在党争的影响中,他和温庭筠并称:他们的诗又走回艳情一路。他们集中力量在律诗上,用典精巧,对偶整切,但李学杜、韩,器局较大,他的赵情诗有些实是政治的譬喻,实是感时伤事之作,所以地位在温之上。杜牧作了些小官儿,放荡不羁,而很负盛名,人家称为小杜——老杜是杜甫,他的诗词采华艳,却富有纵横气,又和温、李不同。然而都可以归为绮丽一派。这时候别的诗家也集中力量在律诗上。一些人专学张籍、贾岛的五言律,这两家都重苦吟,总捉摸着将平常的题材写得出奇,所以思深语精,虽出蹊径。但是这种诗写景有时不免琐屑,写情有时不免偏僻,便觉不大方。这是僻涩一派。另一派出于元、白,作诗如说话,嬉笑怒骂,兼而有之,又时时杂用俗语,这是粗豪一派(12)。这些其实都是杜甫的鳞爪,也都是宋诗的先驱;绮丽一派只影响宋初的诗,僻涩、粗豪两派却影响了宋一代的诗。

  宋初的诗专学李商隐;末流只知道典故对偶,真成了诗玩意儿。王禹偁独学杜甫,开了新风气。欧阳修梅尧臣接着发现了韩愈,起始了宋诗的散文化。欧阳修曾遭贬谪;他是古文家。梅尧臣一生不得志。欧诗虽学韩,却平易疏畅,没有奇险的地方。梅诗幽深淡远,欧评他“譬如妖韶女,老自有馀态”,“初如食橄榄,真味久愈在”(13)。宋诗散文化,到苏轼而极。他是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)人。因为攻击王安石新法,一辈子升沈在党争中。他将禅量大量的放进诗里,开了一个新境界。他的诗气象洪阔,铺叙宛转,又长于譬喻,真到用笔如舌的地步;但不免“掉书袋”的毛病。他门下出了一个黄庭坚,是第一个有意讲究诗的技巧的人。他是洪州分宁(今江西修水)人,也因党争的影响,屡遭贬谪,终于死在贬所。他作诗着重锻炼,着重句律;句律就是篇章句的组织与变化。他开了江西诗派。

  刘克庄《江西诗派小序》说他“会萃百家句律之长,究极历代体制之变,搜猎奇书,穿穴异闻,作为古律,自成一家;虽只字半句不轻出”。他不但讲究句律,并且讲究运用经史以至奇书异闻,来增富他的诗。这些都是杜甫传统的发扬光大。王安石已经提倡杜诗,但到黄庭坚,这风气才昌盛。黄还是继续将诗散文化,但组织得更是经济些;他还是在创造那阔大的气象,但要使它更富厚些。他所求的是新变。他研究历代诗的利病,将作诗的规矩得失,指示给后学,教他们知道路子,自己去创造,展到变化不测的地步。所以能够独开一派。他不但创新,还主张点经陈腐以为新;创新需要大才,点化陈腐,中才都可勉力作去。他不但能够“以故为新”,并且能够“以俗为雅”。其实宋诗都可以说是如此,不过他开始有意有运用这两个原则罢了。他的成就尤其在七言律上。组织固然更精密,音高也谐中有拗,使每个字都斩绝在站在纸面上,不至于随口滑过去。

  南宋的三大诗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的。杨万里为人有气节;他的诗常常变格调。写景最工;新鲜活泼的譬喻,层见叠出,而且不碎不僻,能从大处下手。写人的情意,也能铺叙纤悉,曲尽其妙;所谓“笔端有口,句中有眼”(14)。他作诗只是自然流出,可是一句一转,一转一意;所以只觉得熟,不觉得滑。不过就全诗而论,范围究竟狭窄些。范成大是个达官。他是个自然诗人,清新中兼有拗峭。陆游是个爱君爱国的诗人。吴之振《宋诗稍》说他学杜而能得杜的心。他的诗有两种:一种是感激豪宕,沈郁深婉之作;一种是流连光景,清新刻露之作。他作诗也重真率,轻“藻绘”,所谓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”(15)。他活到八十五岁,诗有万首,最熟于诗律,七言律尤为擅长。——宋人的七言律实在比唐人进步。

  向来论诗的对于唐以前的五言古诗,大概推尊,以为是诗的正宗,唐以后的五言古诗,却说是变格,价值差些,可还是诗。诗以“吟咏情性”(16),该是“温柔敦厚”的,按这个界说,齐、梁、陈、隋的五言古诗其实也不够格,因为题材太小,声调太软,算不得“敦厚”。七言歌行及近体成立于唐代,却只能以唐代为正宗。宋诗议论多,又一味刻划,多用俗语,拗折声调。他们说这只是押韵的文,不是诗,但是推尊宋诗的却以为天下事物物穷则变,变则通,诗也是如此。变是创新,是增扩,也就是进步。若不容许变,那就只有模拟,甚至只有钞袭;那种“优孟衣冠”,甚至土偶木人,又有什么意义可言!即如模拟所谓盛唐诗的,末流往往只剩了空廓的架格和浮滑的声调;要是再不变,诗道岂不真穷了?所以诗的界说应该随时扩展:“吟咏情性”、“温柔敦厚”诸语,也当因历代的诗辞而调整原语的意义。诗毕竟是诗,无论如何的扩展与调整,总不会与文混合为一的。诗体正变说起于宋代,唐、宋分界说起于明代;其实,历代诗各有胜场,也各有短处,只要知道新、变,便是进步,这些争论是都不成问题的。

  注释:(01)以上参用朱希祖《汉三大乐府调辩》(《清华学报》四卷二期)说。

  (02)“诗教”见《礼记·经解》。

  (03)《与吴质书》。

  (04)《咏怀》第一首

  (05)《诗品序》。

  (06)《诗品》论陶语。

  (07)原是贺知章语,见《旧唐书·李白传》。

  (08)杜甫《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》。

  (09)胡适《白话文学史》。

  (10)《沧浪诗话》说诗的“大概有二:曰优游不迫,曰沈着痛快”。“优游不迫”就是“温柔敦厚”。

  (11)白居易《与元九(稹)书》。

  (12)以上参用胡小石《中国文学史》(上海人文社版)说。

  (13)《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》。

  (14)周必大跋杨诚斋诗语。

  (15)陆游《文章诗》。

  (16)《诗大序》。